俞秀松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中共第一批53个党员之一,是中国C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称得上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他协助陈独秀,为党的创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1926年他受陈独秀派遣率领一百余名CP、CY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被指定为支部局的负责人;1935年他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派,率领二十余位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帮助新疆边务督办盛世才开展“革命建设”,并且在斯大林元帅的再三搓合下,与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结成连理。可是一年半之后,这位在新疆“第一个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却被斯大林元帅指使盛世才予以逮捕并押解苏联,并于1939年初与前苏联20个部长一起被枪杀于克格勃总部广场。
盛世才是一个很有点意思的人。
1934年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打败了马仲英、张培元之后,立即大张旗鼓地在全疆推行“反帝亲苏”的政策。为了表明坚定彻底,边务督办采取了好几个令人触目的举动:1935年,他将在新疆的德国、瑞士、英国、印度等外国教堂的神父、传教士,一律驱逐回国,有的更干脆以间谍罪名加以逮捕;1936年,他更明确下令不准在新疆挂国民党党旗,并将国民党在新疆设立的海关、邮局机关撤销,工作人员悉数驱逐回内地;督办同志本人则两次明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应该是够进步、够“左”的。但是,正在努力加入共产党的“督办同志”,却绝对禁止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理由自然也冠冕堂皇:新疆已经成立了民众反帝总会,大家都团结在反帝总会的旗帜下,还要搞这个党那个党的干什么!
按一般百姓的眼光,督办说的也不无道理,反帝总会不是也在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么?然而作为共产党人,俞秀松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督办同志”的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反帝会只是受党影响的一个进步民众团体。两码子事。
1936年末,新疆教育厅长孟一鸣成为俞秀松秘密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手续自然严格秘密。活动也极其隐蔽。比方说,孟一鸣入党后,俞秀松只让他参加过极少几次党组织的秘密会议,而且这些会议往往也都以到郊外度假、出猎为名目。根据俞秀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经过精心掩饰的会议和往来,足以遮掩密探的耳目。
成熟的革命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说轻点,他低估了陆军上将的行政能力;说重点,他很不应该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934年边务督办接受斯大林元帅的忠告,建立“政治监察机构”起,经过三年苦心经营,“督办同志”已经在克格勃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建立了堪称一流的间谍(或者说侦探)网络。尤其是那位与俞秀松一块进疆、以后出任苏联立陶宛共和国内务部长的王立祥(曾秀夫)担任这个“政治监察机构”的首脑之后,这个网络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套用一个德国神父描述杨增新的一句话来比喻这个网络的高效神奇,肯定不会过分。那话是:喀什的一只臭虫感冒,迪化的将军也会发烧!
“督办同志”很快就发现了教育厅长的秘密,或者说,俞秀松的秘密。他的震怒可想而知。
没费什么周折,“督办同志”便以“贪污”罪名将孟一鸣枪毙。
贪污本是古今中外官场中最常见的通病,“千里作官只为财”。因此,就老百姓而言,当局杀几个贪官“以儆效尤”,毕竟是件好事,哪里还会思虑那被杀的死鬼是真贪官还是假贪官呢?
俞秀松当然知道孟一鸣被杀的真实原因。他愤怒无比。在一次与盛世才的例行会晤中,他公开地诘问盛世才:孟一鸣被杀是不是还有不便言明的原因?盛世才矢口否认,并当即命军法处长拿出一叠厚厚的账单请俞秀松过目。俞秀松无言以对。他知道这些所谓的证据的可靠程度会有多高,但是他又无法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驳斥这些。他只能缄默,只能计划在以后的工作中更慎重一点,只能祈求这种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1937年12月27日,对于盛世同来说,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事隔58年后的1996年5月16日,当我在黄浦江畔采访她时,年逾80的老人对这天的记忆依然清晰无比: 12月27日晚上,俞秀松到新疆大学去检查学生自修,8点多了还没有回家。我们结婚以后他一直忙忙碌碌,我也就没当一回事。而且,我当时还在新疆女子中学读书,第二天要考生物,也就心安理得地复习功课。 过不多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打门声。开门一看,盛世才的4个卫士手提马灯走了进来,说督办有要事,请秘书长马上过去一趟。我说秘书长还没回来呢,你们先在客厅等着吧。卫士们相互对望了一下,也就两两成对地在客厅坐了下来。 我当时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出事。尽管客厅里4个卫士的局促不安已经显而易见,我却仍然没有一点感觉。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为自己的麻木不仁悔恨不迭。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机敏一点,是不是能让秀松少受一点苦呢?我知道这种臆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总不能制止自己这样想。 9点半,俞秀松终于回到了家。他见门口有辆小汽车,又听说是接他到督办公署的,立即感到不妙。过去盛世才有事,总是事先打电话给他,而后,有时由他自己去,有时则由我陪他去,为什么今天要由小汽车来接他呢?但是他没有把担心说出来,反而安慰我说:你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我去看看再说。我叫他早点回来,他晃了晃头,说,不一定啊,就随着卫士出了门。 秀松走后,我一面看书,一面焦急地等他回来,心里烦躁极了。阿必列索夫奉召回国之后,秀松曾向我透露过一句:阿必列索夫可能碰到了麻烦。秀松会不会也碰到了什么麻烦呢? 眼见着过了12点,秀松还没有回来,我就给盛世才挂了电话。他说有要紧事,正商量着呢,叫我先休息。到了后半夜两点,还不见秀松回家,我又再给盛世才打了电话,他又说是到苏联总领事馆办事去了,可能要到天亮才能回家,叮嘱我不要东想西想,早点睡觉。我哪里睡得着呀,整夜的心神不定,昏昏沉沉。 第二天天亮了好久,仍不见秀松回家。我只好先到学校应考。考试一结束,我就匆匆地赶了回来。一敲门,厨师就满面泪痕地对我说:秘书长叫人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把被褥和洗脸用具送去。我一听火了,拿起电话就质问盛世才为什么无辜抓人。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叫我过去一趟。 我赶到督办公署,母亲和姐姐正相对哭泣。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立即找盛世才评理。他说俞秀松参加了一个“阴谋暴动案”,要杀他。我说你有什么证据?他说监狱里有人供出了这个阴谋组织的名单,上面有王寿成(注:即俞秀松)的签字。我说你把这个签字拿出来!他说你先把棉被拿到承启处,叫他们转给王寿成。签字么,以后当然会拿出来。 妈妈、姐姐也哭着劝我,说:同儿,天这么冷,没有被子,王秘书长怎么过?千理万理,身子要紧呀。我想着也是,就连忙回家张罗着给俞秀松送被子。 送好被褥我又去找盛世才,一见面他就变了脸,说:没有证据我会抓人?王寿成不仅同阴谋暴动案有关,还同托派有关系。过几天就要开公审大会,你自己当面去听! 我没料到自己的亲大哥会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同秀松结婚才一年多,但我相信他不会搞什么阴谋暴动,更不是什么托派。等盛世才的话音一落,我就毫不妥协地站起来说:你说有证据有事实,拿不出事实我枪毙了你! 盛世才一听暴跳如雷,拍着桌子指挥卫士:“把她抓起来”!我毫不胆怯,心想要抓就抓,姑奶奶豁出去了!我冲着盛世才说:抓吧,我要怕你就不叫盛世同! 盛世才的卫兵都认识,见我一副拼命的架式,没有一个敢上前动手。恰巧妈妈也闻声赶了过来,一见这样子就哭了起来。盛世才在外头霸道,在家里可孝。看妈妈哭得伤心,顿了顿脚,也就走了。
妹妹与哥哥的第一次交锋即此结束。在俞秀松被捕的日子里,兄妹间的这种交锋还要持续多次,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得先把兄妹间的斗争暂且搁一搁。盛世同在同笔者交谈时告诉我:“秀松被捕后我一直在想,一定是有人在害秀松。这个害他的人又是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我们的女主人公都还云遮雾罩,与故事相距60几年的读者诸君的疑惑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还是让我们先把谜底抖一抖吧!
的确是有人在害俞秀松。这个害人者就是俞秀松的“宿敌”王明,还有那个一度在中共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康生。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飞往延安。当时还没有波音747。由莫斯科飞延安必得在迪化加油。于是,王明、康生顺理成章地便成了“督办同志”的座上宾。
陆军上将在东花园官邸隆重热烈地宴请了“敬爱的王明同志、敬爱的康生同志”。宴请之余,积极上进的“督办同志”很自然地开始了讨教革命方略的过程。他不曾算计,这恰恰是“敬爱的同志们”所等待的一刻。
打头的自然是王明。他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他的滔滔不绝暂一停顿的时候,已经有点不耐烦的康生不失时机地插了进来。他介绍了联共党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反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介绍了苏联驱逐托洛茨基的伟大胜利,而后谈到了中国的托洛茨基合伙人陈独秀,谈到了“托陈取消派”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那危害真是不得了呀,弄不好就把整个共产党给亡了,把整个国家给亡了,把整个民族给亡了。
盛世才瞠目结舌。从1934年在新疆建立“政治监察机关”起,他已经在新疆抓了好几批“阴谋暴动案”。虽然没人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他知道背地里骂娘的大有人在。可是,与斯大林大元帅肃清反革命、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相比,新疆清理“阴谋暴动案”的声势规模,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陆军上将甚至有点洋洋自得了。就在他有点感到欣慰的时候,康生已经转换了话锋。他告诉盛世才:1935年由苏联派到新疆的24个人,有许多人是托派。如果听任这些托派继续隐藏下去,对于新疆的革命与建设必然产生巨大的破坏。
盛世才不寒而栗。联共把托洛茨基都赶了出去,他却把“托派”留在新疆委以重任,斯大林元帅对他的影响怎么着说也不会好。他急忙请教康生:到底哪些人是托派,请你说出来,我好采取防范措施呀!
康生卖开了关子。他说,这些人都化了名,我说出来你也搞不清楚。这样吧,你把他们的照片拿来看看,谁是托派,我一看就知道。
盛世才命人拿出一撂照片。王明、康生指认为托派的,第一名恰恰就是俞秀松。
摘自《生死天山》
黄仁柯著
定价:22.00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